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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两个月，毛泽东就决定动身去苏联会见斯大林。

斯大林对于毛泽东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因为我党自初建到正式取得全国政权，几乎每一步都离不开斯大林的影子。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又是那样的陌生，因为这些年来，斯大林几乎都是站在毛泽东对立面的那一边。

斯大林对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好感，同样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没有什好感。但是作为这个曾经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党毕竟与苏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毕竟还没有任何经验，还必须继续仰仗着这个苏联老大哥。

毛泽东与斯大林油画

可是令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访问苏联之前，已经有人早于他捷足先登，并且与苏联达成了很多共识，还签订了一些协议。

此人是谁？竟然会背着党中央有如此之举！

这个人便是在长征结束后把毛泽东迎进了陕北，并且在长期合作中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高岗，也是那个在50年代企图分党夺权的高岗。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高岗作为东北的领导人，已经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因为东北紧扼着通往苏联的中国铁路，而且它的重工业对对新中国来说极为重要，就连现在我们还说，东北是中国的长子。那么作为东北的“掌门人”，自然是要被新中国，包括党中央高看一眼的。

或许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他本人与斯大林的关系，高岗才会生出很多大胆的想法，甚至宣称：“我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则是井冈山上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

言外之意，毛泽东是“泥腿子”出身，而自己才是“根红苗正”的嫡长子，其政治野心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

其实，据史料显示，此时高岗并没有谋求党的主席职位的野心，但他的确在千方百计地想攫取刘少奇的书记处书记职位，以及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尤其在他自认为已经获得了苏联的支持的时候，便认为一切皆有可能，而作为苏共领导人的斯大林的确非常喜欢高岗，并送给他一件特别的礼物——小汽车。

赫鲁晓夫在他的《最后的遗言》一书中提到，“记得克里姆林宫曾收到过高岗提供的有关北京领导人情况的许多材料”，“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赫鲁晓夫的这番话，或许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若真如此，那么单从提供领导人材料这一事，问题就相当严重了。

实际上，早在1949年7月，新中国还没有正式成立的时候，高岗就率领一个独立的贸易代表团，作为“作为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先于毛泽东同斯大林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

据英国作家威尔逊撰写的《毛泽东传》一书中披露，一个陈毅的外文报告曾记载说，高岗“从苏联邀请专家，派学生去苏联。事后才敷衍性地要求中央政府同意”。同时，据《高岗事件与中苏关系》记载，直到1952年，高岗的东北甚至还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在政权上高度集中统一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难以想象的。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谁也说不清楚，当时的斯大林究竟是处于怎样的一种心态，竟然毫不留情地出卖了这个他过去所钟爱的高岗。

赫鲁晓夫对此做了回忆：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和友谊，所以他把苏联大使关于毛与高岗争论的报告交给毛，并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赫鲁晓夫还专门就斯大林为什么会出卖高岗做出了解释，他认为：“斯大林是受到自己猜疑心的驱使，并估计到毛泽东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密的事，由此会令毛泽东误以为斯大林在背地里煽动和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才拿定主义，以牺牲高岗来获取毛泽东的信任，然而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斯大林”（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赫鲁晓夫

之后，毛泽东就一直想找个机会敲打一下高岗这个老战友。当然，也仅仅是想在党内对其进行一些批评教育，而非其它。

因为在建国后，很多原来的反动派都被“既往不咎”了，甚至给很多原国民党将领都在新中国安排了高职，毛泽东又怎么会容不下这个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为党的发展做出过很多贡献的人呢？

到了50年代，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所负担的繁重工作，也是为进一步锻炼年轻干部，加强集体领导，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和二线，他自己决定退居二线了。

为此，国家作为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以为攫取更高权力的时机到了，便伙同饶漱石，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大肆捏造和散布毛泽东对刘少奇工作不满的谣言，并别有用心地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会议”（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自己搞政治局。

1953年10月，高岗又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游说，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期间散布了大量的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等等。

刘少奇

为此，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的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

高岗企图用这套言论去煽动根据地和军队出身的干部同他一道搞倒刘少奇、周恩来，并由他来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而此时，作为中组部部长的饶漱石误判了形势，以为高岗要得势了，便选择和高岗站在一起对抗刘少奇这个老上级。

刘少奇看在过去同事的情分上，专门找饶漱石谈话，可他是根本听不进去，仍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地方党组织，名义上攻击副部长安子文，却实际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

1953年圣诞节的前夜，贝利亚在莫斯科以叛国罪被捕，毛泽东建议政治局也应该以党的名义开展一场批判高岗的运动，以避免高岗重蹈贝利亚的覆辙。

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的批评之语是犀利的：“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明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作刮阴风，一股地下水”。

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上发表了一次讲话，指出“一些领导人现在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对于批判高岗，毛泽东是仍留有很大的余地，其目的本就是通过批评教来治病救人，所以在发起这项运动后，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出去考察了。他本想，等自己考察两个月回来之后，这项运动也就该结束了，但由于事件的复杂性，这一运动到下一年度才彻底结束。

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本想通过组织手段治病救人的毛泽东，万万没想到高岗却是如此刚烈之人，宁愿以死自决于党，也不愿意通过悔过来接受党的批评教育。

历史是复杂的，有时候也是无解的。

所以，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尤其是在看待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些理性，少一些臆测。其实像高岗一样，采取自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的，在我党历史上实属罕见，而对于他的一行为，或许我们还真不能用常人的思维去理解。

或许，高岗采取这种极端错误的方式自绝于党和人民，或许这才是他最主要的错误。

高岗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一定不能去做那些违背组织原则的事，而当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更应当向党坦露一切，欣然接受党对自己的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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